王若水:毛泽东为何喜欢脱裤子戏——“脱裤子”·“割尾巴”·“

  • 2020-07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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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中共党报总编辑王若水讲过这样一件事:1949年开国前,解放军进城后,有一天晚上,北平市委在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的礼堂举行京剧晚会,毛泽东来看戏。那天晚上演的节目里,有一个是两个人打赌,“议定谁输了谁脱裤子。输者一输再输,裤子脱了一条还有一条,一直脱了六七条,终于不能再脱了。”王若水奇怪,“毛主席为什幺喜欢这种戏呢?”

王若水:毛泽东为何喜欢脱裤子戏——“脱裤子”·“割尾巴”·“

1949年3月25日,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到达北平

裤子繫于腰间,附于双腿之上,后掩排泄孔道,不免让高贵人士视为不雅之物。几百年前的英国绅士们,在社交场上提到裤子的时候,常用indescriables(不能够描写的东西)、one-must-not-men-tion-‘ems(决不可以提及的东西)或unspeakables(别说出来的东西)等委婉语来指代。陈原解释说:“那时上流人等神经过于敏锐,或者说他们都是假道学之流。一提到裤子,就会想入非非,竟至于想到不道德行为。”

上世纪四十年代,这座大山被中国的现代“愚公”搬走了,“脱裤子”不但堂堂正正地上了党报,腾于众口且响彻会场,而且还向纵深发展——先是从“脱裤子”联繫到“割尾巴”,后来又走向了全面化——“洗手洗澡”。

1942年3月9日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一篇由胡乔木撰写、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:《教条与裤子》,社论批评某些领导干部和留苏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不能触及自己:“他们高叫道,大家要洗澡啊,大家要学习游泳啊,但是有些什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,他们总是不肯下水,总是不肯脱掉裤子。”“有些好心的同志说,裤子是要脱,但是只能秘密地脱,在群众面前脱不但有伤大雅,而且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。”这里的“裤子”和“脱裤子”都是比喻,“裤子”相当于遮羞布,“脱裤子”是把羞处露出来。羞处指的是教条主义。应该说,胡乔木很有想象力,这个比喻很大胆,很恰当,也很粗俗。

学者说,延安改变了文风,把五四时的现代白话改造成了革命白话。后者的功绩之一,就是使“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土语,毫无阻拦地进入‘高贵’的文学圣殿。原先令文化人有心理障碍和视觉障碍的字句,从此也不被忌讳地使用……过去目为粗下的语言,以‘人民群众’概念取得由政治保证的优势。”“脱裤子”就是藉着这个优势升堂入室。

“脱裤子”之粗之俗,源于生活。鲁迅说,他小时候听女佣阿长讲故事:长毛占城时,“我们也要被掳去,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,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,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,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。再要放,就炸了。”

王蒙的老爸北大哲学系毕业,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留学三年,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,最高做到北京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。王蒙说他小的时候,“父亲与母亲吵闹,大打出手,姨妈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绿豆汤,向父亲泼去……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,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:脱下裤子……”

从无知无识的女佣到北大毕业的海归校长,都如此执迷于脱裤子的威力,可见其文化底蕴之深厚。如此深厚之文化势必会在艺术中反映出来,也势必会博得大多数人的欣赏。王若水讲过这样一件事:1949年开国前,共军进城后,有一天晚上,北平市委在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的礼堂举行京剧晚会,毛泽东来看戏。那天晚上演的节目里,有一个是两个人打赌,“议定谁输了谁脱裤子。输者一输再输,裤子脱了一条还有一条,一直脱了六七条,终于不能再脱了。”王若水奇怪,“毛主席为什幺喜欢这种戏呢?”

儘管“脱裤子”只是一种比喻,也免不了让人想入非非。王若水对这个词就颇有腹诽:“那时,把一个干部做检查也叫做‘脱裤子’。我很不习惯。心想还有女同志在场。啊,女同志做检查也这幺叫吗?”

王若水的担心是多余的,那些经过整风的知识女性,神经元早已锻炼得如老树皮一般粗粝,脸皮早已磨蚀得像木乃伊一般麻痹,“脱裤子”一类的语言对她们来说,实在是小菜一碟。因此,当艾思奇要求刚“解放”不久的知识分子“脱裤子要彻底,把最后的遮羞布也要去掉”的时候,她们不但没有一点反感,而且很乐于向未经此役的知识女性们传授以前“脱裤子”的经验和心路历程。“脱裤子”只是开始,脱下来是为了“割尾巴”。在上述社论里,胡乔木告诉那些“红色教授”:因为“他们的贵体下”“躲着一条尾巴,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”,而且每个人“尾巴的粗细不等”,割尾巴所需用的“刀的大小不等,血的多少不等”,因此只有先脱掉裤子,才谈得上“用刀割”。“裤子上面出教条,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繫,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,那幺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。”

显而易见,这里的尾巴,也是一种比喻。这个比喻很形象,很生动,有很大的发展空间——六七十年代,农村大搞“割资本主义的尾巴”,把农民在房前房后种的庄稼菜果,多养的鸡鸭羊猪统统割掉。这个比喻还有很强的再生能力,“翘尾巴”、“夹着尾巴”、“露出尾巴”纷纷由“割尾巴”生髮出来。

“裤子”联想到的是人的私处,“尾巴”联想到的是动物的肢体。“脱裤子”儘管带有色情意味,但毕竟还是把人当人,“割尾巴”、“翘尾巴”、“夹着尾巴”、“露出尾巴”就不同了,它是把人当成了猪狗马羊猴。

中共建政初,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来了,考虑到这些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整风的洗礼,神经还不够粗,脸皮还不够厚,于是把“脱裤子”改为“洗澡”。这里的“洗澡”,其实是“洗脑”——在公众场合,向领导、同事、学生交代自己的经历和思想,做自我检查和批判,由与会者进行帮助。如果上级想放过他,大家又没有什幺意见,这“澡”就算是“洗”完了。对于一些需要教育的重点人物,运动的组织者则发动积极分子给他一洗再洗,并加大“水温”和“搓澡”的力度。如果被洗者表现不好,就把他“挂起来”。

从社会语言学上讲,“洗澡”既是“脱裤子”的委婉表达,又是“割尾巴”的逻辑引申。

为了让这个“澡”洗出效果,浴池的经理们想出了各种办法,也就演绎出一连串巧妙而形象的比喻。首先是“水”的多少,洗大盆、中盆还是小盆。这里的“水”,指的是群众;盆,指的是会议;盆之大小,指的是会议的规模,参加者的多寡。一般说来,职位高的,如校长、院长之类,洗“大盆”;职位低的洗“小盆”;不大不小的洗“中盆”。普通的教职员工虽然自己不洗,但也不能閑着,他们得给被洗的搓澡。在具体洗法上,各校有所不同,多数学校规定,没有多大问题的教授洗个“小盆澡”即可。清华大学则把洗小盆的标準降低到了讲师一级。

其次是“水”的温度。“冷水澡”是交代和批判都大大地不够,“温水澡”表明揭发批判得还不彻底,“热水澡”是给那些问题大、态度恶的人準备的,比如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周炳琳就洗了多次“热水澡”。

“洗澡”的效果与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关,最坏的是把人“洗”死——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、着名的无机化学家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,仰药而死。北京大学有七个人自杀身亡。其次是把人“洗”得死去活来,如清华的华罗庚因保留了出国护照被扣上了怀念美帝的帽子,华不堪诬衊,决然赴死。复旦的刘大杰上课吹牛去过欧罗巴,“洗澡”时被揭穿,面子过不去,跳了黄浦江。北大的沈从文屡次过不了关,先割喉后切腕。值得庆幸的是,这些人都获救未死。周炳琳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,但总过不了关也不是事儿,后来毛泽东替他说了话,才出了浴盆。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因为不好好“洗澡”,在运动后期被“挂起来”——在主办者眼里,他们成了衣帽一类的东西。

越十年,四清来了,因为有个清账目、清仓库一类的反贪内容,而贪污又是伸手的结果,因此“洗澡”之外又加了个“洗手”。又过了两年,“洗手洗澡”进了北京市委的文件:“採取集训办法的好处:……便于教师洗手洗澡,坦白交代,有利于工作组做到胸中有数。”汉语的粗鄙化渐由腠理而入膏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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